当地时间1月22日，欧洲议会以503票赞成、9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一项涉港决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并威胁对香港官员实施制裁、重新审视香港国际地位。这场投票有100名议员选择弃权，在高度追求“政治正确”的欧洲议会，这些弃权票显得格外突兀。

决议通过后不到24小时，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和香港特区政府迅速作出回应，直指这份决议是“卑劣的政治操作”和“罔顾事实的抹黑”。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欧洲议会一边自我标榜法治，一边却在法庭审理期间用政治手段要求释放一名已被定罪的犯人，这是对司法独立的公然侮辱。

黎智英案真的如欧洲议会所说，是“新闻自由”或“政治迫害”的象征吗？我们不妨看看香港法院的审判实际经历了什么。这场审判从2023年12月18日开审，历时156天公开聆讯，控方提交了2220项证物、超过8万页文件，传召14名证人，黎智英本人也出庭作证52天。最终形成的判决书长达855页，全部公开供社会查阅。

香港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在仔细阅读判决书后指出，证据显示黎智英长期利用壹传媒和《苹果日报》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煽动公众仇恨特区政府，并游说西方政客对中国及香港实施制裁。这些行为放在任何国家，都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欧洲议会为何对这样一起证据确凿的案件如此热衷？看看他们的历史记录或许能发现端倪。2020年6月，欧洲议会就曾通过所谓涉港决议，妄称港区国安法冲击“一国两制”。2022年1月，他们再次通过决议，叫嚣制裁中国官员甚至抵制北京冬奥会。有分析认为，某些议员似乎找到了“反华密码”，通过极端提案博取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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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操作背后是否存在双重标准？英国有《国家安全法》，欧洲各国对间谍和叛国行为也从不容忍，但轮到香港依法维护安全时，他们却搬出“人权”“自由”来指责。这种选择性失明，连欧洲内部也有清醒声音。爱尔兰籍欧洲议会议员克莱尔·戴利就曾直言，某些议员并非真关心人权，只是想获取地缘政治利益。

欧洲议会的决议真能影响香港吗？从经济数据看，结果可能相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5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香港全球排名跃升两位至第三位，这是自2019年后首次重返全球三甲。2024年，港股IPO集资额超过800亿港元，同比增长超7倍，位居全球第一。

截至2024年，有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数量达9960家，同比增长10%。这些资本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票。一位外国商会负责人甚至公开反驳所谓“香港变质”的言论，说“你只需在中环走走，在兰桂坊跳跳舞，就能明白香港的独特魅力”。

香港国安法实施五年来，社会秩序的变化市民感受最深。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街头暴力肆虐，市民连上街都成奢望。如今，香港恢复了安定，法治重新成为社会基石。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指出，国安法让执法部门“有法可依”，这是香港由乱到治的关键。

回看欧洲议会的决议，它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更多是政治表态。那么，这种表态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欧盟在港有超过2300家企业和35万公民，2020年中国更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一些反华政客为个人政治资本，不惜损害欧洲整体利益，甚至被质疑是“美国国会山的一分子”。

香港社会各界对黎智英案的态度同样明确。多个政团和社团发声支持裁决，认为这彰显法律正义。香港律师会指出，案件以公开聆讯进行，各方均有法律代表，未有不公平投诉。普通市民更是直言，黎智英公然乞求外国制裁、毒害青年、制造撕裂，依法定罪是正义的体现。

欧洲议会决议中特别提到黎智英被关押超过1800天、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但事实是，黎智英在长达52天的出庭作证中，精神和身体状态均表现健康，其律师也当庭确认在押期间未受不公正待遇。这种细节反差，让决议的“人道关怀”显得苍白。

这场舆论战背后，是国际话语权的较量。中方反击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列出具体数据：香港竞争力排名、IPO筹资额、驻港公司数量……这些指标成为无声却有力的回应。当欧洲议会谈论“自由受损”时，香港用国际权威排名和资本流向说话。

欧盟内部对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存在分歧。一方面，欧洲在经贸、科技等领域需要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某些政客仍试图借人权议题转移内部矛盾。法国农民抗议、德国经济低迷等问题亟待解决，而拿香港说事成了转移视线的工具。

香港的法治根基是否如外部势力所描述的那样动摇？根据《世界经济自由度2024年度报告》，香港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超过七成在港经营的外国商会会员认为运营顺利，超过八成对香港法治充满信心。这些反馈来自实地经营者，而非议会里的政治宣言。

黎智英案从逮捕到审判，全程遵循普通法程序。香港作为普通法适用地区，其司法独立性一直受国际认可。当法院根据大量证据作出判决时，外部势力却要求“放人”，这本身就是对香港司法制度的干涉。

欧洲议会的决议还呼吁重新评估香港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但现实是，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仅未被削弱，反而更加巩固。国际调解院总部选择落户香港，正是对香港法治信心的体现。

在这场舆论战中，100张弃权票的存在被忽略了。这些弃权议员是出于战略考量，还是对决议内容存疑，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统一投票结果背后仍有不同声音。

中方反击的另一个重点是揭露决议背后的双重标准。香港特区政府指出，欧洲议会对中国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横加指责，却对自身及其盟友的类似立法和执法行动视而不见。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逻辑，在国际场合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

决议通过后，中方敦促欧方尊重事实，避免损害中欧互信。商务部也明确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这些回应既表明原则立场，也留有对话空间，体现外交策略的灵活性。

从社会反响看，香港市民对黎智英案的判决支持度较高。经历2019年动荡的市民普遍认为，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香港山东各级政协委员联谊总会会长刘爱丽指出，黎智英长期以媒体为掩护勾结外国势力，依法严惩是为香港筑牢安全屏障。

欧洲议会决议的另一个争议点是将黎智英案与新闻自由挂钩。但证据显示，黎智英是利用媒体进行政治动员，而非正常新闻工作。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强调，任何假借新闻之名危害国家安全者，必然受到法律制裁。

纵观这场交锋，欧洲议会试图以投票结果营造“道德优势”，中方则以具体数据和法律程序回应。当855页的判决书面对一纸政治决议时，国际社会更倾向于相信哪一方？资本流向和国际排名或许已经给出答案。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仅没有因外部质疑而衰落，反而更加稳固。超过2700家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运营，半数以上管理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这些资本选择香港，是基于现实利益而非政治口号。

在这场舆论战中，中方采取的是“事实反击”策略：用香港由乱到治的变化、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国际社会的实际评价，来对抗空洞的政治指控。这种立足实绩的回应，比单纯的外交辞令更具说服力。

欧洲议会决议的通过时机也值得玩味。黎智英案刚尘埃落定，欧洲政客就急于发声，被质疑是想在案件最终阶段向中国司法系统施压。这种赤裸裸的干预意图，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地缘政治算计。

从香港角度看，这场风波再次证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正如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所说，任何破坏法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最终必然受到法律制裁。这句话不仅适用于黎智英，也适用于所有企图挑战国家安全底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