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投下一枚外交炸弹。 他宣布从2月1日起对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八个欧洲国家的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威胁在6月1日将税率提高到25%。 特朗普给出的理由直截了当：除非相关方同意美国“全面、彻底购买格陵兰岛”，否则关税不会停止。

这道总统令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本就波澜起伏的跨大西洋关系湖面。 欧洲各国领导人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态，称关税威胁“不可接受”，并强调欧洲将团结一致，捍卫自己的主权。 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发布声明，批评特朗普对盟友加征关税的做法“完全错误”，并表示将直接与美国政府交涉。

北欧国家的反应尤为激烈。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强硬回应：“我们不会被勒索”，并指出只有丹麦和格陵兰才能决定自身事务。 挪威首相斯特勒强调“盟友之间不应存在威胁”，并坚定支持丹麦的主权。 丹麦国防大臣兼副首相波尔森直言特朗普的威胁“完全不可接受”，并感谢国际社会的支持。

欧盟层面的回应同样坚定。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警告美国的加征关税措施将削弱跨大西洋关系，并可能导致“危险的恶性循环”。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甚至敦促欧盟委员会立即启动反胁迫工具相关程序，作出明确回应。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采取了更具象征意义的实际行动。 法国和德国率先向格陵兰岛派出了少量军事人员，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跟进，总人数约30余人。 甚至比利时也宣布派遣一名军官加入。 这些举动明确表达了欧洲国家在格陵兰岛问题上与美国对抗的决心。

这场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机迅速波及到联合国安理会。 过去几十年，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投票格局常常呈现美、英、法为一方，中、俄为另一方的3对2态势。 然而特朗普的关税令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

在涉及国际制裁和地区冲突等一系列关键投票中，美国惊讶地发现自己常常成为唯一的反对票。 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传统盟友，频频与中、俄站在一起，对美国提出的草案投下反对票或弃权票，形成了4比1的新投票格局。 一家西方媒体形容这种局面为“美国独自坐在一边，对面是四个其他常任理事国”。

这种孤立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2025年8月，安理会就以色列计划接管加沙城召开紧急会议时，中、俄、英、法四国就步调一致地予以谴责，只有美国保持沉默。 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强调必须坚决反对以色列占领加沙的企图，俄罗斯代表波良斯基指斥以色列决定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英法代表也明确表达了反对立场。

英国《金融时报》刊发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特朗普现在羡慕死中国了”。 文章分析认为，特朗普一直羡慕中国的制造业能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但他试图追赶或压制中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恰恰损害了美国的声誉和领导力，无形中衬托出中国的不同形象。

一个生动的例子发生在美国的后院加拿大。 作为美国传统盟友，加拿大在承受了特朗普政府反复的关税威胁和“将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的侮辱性言论后，态度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日前，加拿大总理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宣布了一项令华盛顿震怒的决定：大幅降低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由100%降到6.1%，并允许4.9万辆中国电车进入加拿大市场。

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公开表达不满，称“加拿大未来肯定会后悔”。 但加拿大的这一决定更多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和市场需求，而非单纯响应美国的要求。 这暴露出特朗普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也显示了美国在与盟友互动中的巨大困难。

面对在欧洲和传统外交阵线上的“众叛亲离”，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显得格外矛盾和分裂。 一方面，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依然展示强硬姿态。 来自中国东部战区的消息显示，就在2026年1月16日至17日，美国“菲恩”号驱逐舰和“西尔斯”号海洋测量船过航台湾海峡。 这是2026年美军首次采取此类行动，中国东部战区组织了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

另一方面，特朗普又流露出希望与中国在贸易上维持基本合作，甚至探讨某种“大国势力范围划分”的意向。 他执着于格陵兰岛的深层目的，是想彻底稳固美国在西半球的绝对主导权。 在他的理想蓝图里，美国坐镇美洲，俄罗斯影响其传统势力范围，而中国则局限于亚洲，三方各守一片天，暂时相安无事。

但这仅仅是特朗普团队的一厢情愿。 中国的制造业和“一带一路”倡议，其天然属性就是全球性的。 中国的工厂需要全球市场，中国的技术标准希望被世界接受，这种经济动能不可能被局限在某个地理范围之内。 更重要的是，中国官方反复申明的“永不称霸”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行动上表现为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仅引发了外交地震，也在美国国内引起争议。 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测算显示，对华关税战可能让美国GDP每年蒸发数千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已经深入骨髓——超过八成的智能手机和近八成的电脑显示器都来自中国。 这种失衡的依存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关税战的结局。

2025年10月，特朗普在一次采访中罕见坦言，对华加征高达100%的关税是“不可持续的”。 这句出自曾挥舞关税大棒的他口中的话，立刻引爆了国际舆论。 事实上，早在2025年5月，一份在日内瓦发布的中美联合经贸会谈声明，就已预示了“超级关税战”的结局。 特朗普政府被迫大幅削减对华关税，双方同步取消了绝大部分的加征关税。

中国的反制措施精准而有力。 例如对美籍船只征收额外港务费，宁波港曾开出一张446万元的账单。 嘉年华、皇家加勒比等邮轮巨头，要么支付高昂费用，要么面临停航和乘客投诉的双重压力。 在科技领域，美国的围堵策略演变成“自伤”，英伟达在华市场份额从巅峰的95%断崖式跌至零。

特朗普态度的根本性扭转，源于他对中美工业实力对比的重新认识。 2022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是美国的1.77倍。 在被视为海权根基的造船业上，中国的年产能是美国的二百倍。 这意味着，在一场持久消耗战中，中国一年就能造出一支新舰队。

更核心的优势在于中国拥有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工业体系。 这意味着，即便在极端情况下，它也能自给自足，制造出所需的任何产品，而且成本优势巨大——造一艘军舰的成本，可能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 一位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中国在多个军事技术领域已处于世界前沿，比如高超音速武器的部署数量和性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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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名丹麦人于1月17日在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企图控制格陵兰岛的行径。 示威者中有人来自丹麦本土，有人来自格陵兰岛。 游行人群喊着“格陵兰岛不出售”等口号，表达丹麦人团结一致反对美国夺岛企图的立场。

欧盟已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 欧洲国家正逐渐意识到，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必须发展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和防务政策。 这种趋势在乌克兰问题上也有所体现。 美国不再与盟友一道在联合国大会共同发起支持乌克兰的决议草案，而是“另起炉灶”，提出与欧洲盟友和乌克兰立场不同的决议草案。

安理会那张桌子上“4比1”的投票结果，成为国际关系在现实利益驱动下自然流动的最清晰、最无情的计票器。 当美国在安理会因为自己的政策而陷入“1对4”的窘境时，中国正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多项多边议程中扮演着协调与推动的角色。 当特朗普用关税威胁欧洲和加拿大时，中国与欧盟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升级谈判，与东盟等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运行顺畅。

特朗普的“羡慕”或许真实存在，但羡慕的对象——中国所获得的某种国际认可与合作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美国自己当前的行为所反衬和催生的。 美国用强调自身绝对收益、无视盟友关切的“零和”手段，试图巩固霸权，结果却加速了传统阵营的松动。 而国际社会在面对一个不确定性激增的超级大国时，自然会倾向于寻找另一个更可预测、更强调合作共赢的主要力量进行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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