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身边最有争议的“大脑”之一，亚历山大·杜金，最近向中国传递了一个极其尖锐的警告。这个警告不是来自外交照会，却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更赤裸裸。他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持续数年的流血与消耗，作为一份沉甸甸的、血淋淋的参考案例，直接点明：如果中国未来在东海或南海问题上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请务必避免重蹈俄罗斯的覆辙。他最核心的警示是——“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较量中，过度的仁慈和战略上的自我设限，就是在为未来埋下灾难的种子。”这句话，是俄罗斯用超过十万士兵的伤亡、数千亿美元的直接消耗以及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制裁的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杜金认为，俄罗斯在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初期犯下的几个关键误判，任何一个在中国东部方向上演，后果都可能不堪设想。

亚历山大·杜金这个名字，在国际政治圈和地缘战略研究领域，一直与“普京智囊”、“欧亚主义旗手”、“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家”等标签紧密捆绑。尽管克里姆林宫从未正式承认过他的“国师”身份，但他的著作和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一代鹰派政治精英。他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鼓吹“欧亚主义”，核心观点是俄罗斯必须联合中国、伊朗等亚洲大陆国家，形成一个足以抗衡大西洋主义（即美欧联盟）的强权集团。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场被普京总统最初定义为“特别军事行动”的冲突，迅速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地缘政治地震和残酷的消耗战。

杜金在战争初期曾持积极态度，但随着战事陷入令他本人都可能始料未及的泥潭，他的言论开始转向深刻的反思。2022年8月，他的女儿达莉娅·杜金娜在一起汽车爆炸案中遇刺身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控乌克兰特勤部门实施了这次暗杀。这一悲剧让杜金一度沉寂，但并未让他停止发声。他开始从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鼓吹者，转变为一个基于残酷现实的经验总结者。他最近的反思焦点，意外地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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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指出的俄罗斯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战略误判，是严重低估了外部军事压力对敌国内部社会的凝聚效应。2022年初，俄罗斯决策层普遍相信，乌克兰社会分裂，政治腐败，军队涣散。

他们认为，基辅政权是一个“虚构的国家”，只要俄军装甲部队快速推进，展示出压倒性力量，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就会像纸屋一样崩塌，甚至可能出现各地亲俄势力喜迎“王师”的场景。然而，现实给了莫斯科一记响亮的耳光。俄军的炮火非但没有摧垮乌克兰人的意志，反而在瞬间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从首都基辅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再到南部港口马里乌波尔，抵抗变得异常顽强。普通民众、领土防卫部队、乃至新纳粹主义武装，在“保家卫国”的旗帜下暂时搁置了内部矛盾，形成了一股让俄罗斯措手不及的合力。

杜金将这一教训类比到东方的中日关系上。他指出，今天的日本社会确实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冠绝全球，经济陷入长达二十年的停滞，社会阶层固化，年轻一代中普遍弥漫着“低欲望”心态，对政治和国家安全议题显得淡漠。但是，杜金警告，这种内部的“脆弱平衡”是建立在和平与常态之上的。一旦中国因为钓鱼岛争端、东海划界或台湾问题，对日本采取直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日本社会的所有内部矛盾会立刻被外部威胁所掩盖和转移。

届时，日本民众的爱国情绪会被迅速点燃，保守势力将获得空前支持，自卫队的行动将获得广泛民意背书。更关键的是，这等于主动为美日军事同盟的全面启动提供了最无可争议的理由。美国会立即将其“延伸威慑”承诺化为实际行动，军事干预的力度和决心将远超俄罗斯在战前对北约的预估。中国将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日本，而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可能包括澳大利亚、英国甚至北约部分力量介入的联盟体系。战争会从一场旨在速战速决的局部冲突，迅速演变成一场中国与整个西方阵营在亚太地区的长期战略消耗。

因此，杜金给出的建议是，在考虑任何热战选项之前，中国应当优先运用全方位的“非军事高压手段”。这包括但不限于：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施加更精准的制裁与限制，在舆论和信息领域放大日本社会的内部分歧，在外交上持续孤立日本并分化其与周边国家（如韩国）的关系。目标是在不动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持续对日本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施加压力，促使和激化其内部矛盾自行爆发，消耗其国家耐力和战略资源。杜金认为，这种“混合战争”模式成本更低，效果更持久，且不易给对手提供“同仇敌忾”的借口。

俄罗斯的教训在于，它直接跳过了这一漫长但关键的“施压与分化”阶段，企图用军事手段一步到位解决问题，结果却陷入了代价高昂的持久战泥潭。截至2025年，俄罗斯已为这场冲突付出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军费开支，数万士兵伤亡的惨重代价，其军工生产在西方制裁下左支右绌，甚至需要从伊朗进口无人机、从朝鲜获取炮弹以维持前线消耗。

杜金剖析的第二个关键错误，是俄罗斯严重误判了西方集体干预的决心、速度和强度。在2022年之前，俄罗斯精英层普遍存在一种乐观估计，认为北约由于内部矛盾、对乌克兰的轻视以及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不会做出激烈反应。他们预想的最坏情况，是有限的经济制裁和口头谴责。然而，现实是，美国和北约的反应是全面、迅速且不断升级的。他们向乌克兰提供了总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范围从最初的单兵反坦克导弹、头盔，迅速扩展到主战坦克、远程火炮、多管火箭炮系统，乃至F-16战机。北约的情报、指挥、通讯和训练系统深度介入，实质上，俄罗斯是在与一个由北约赋能的乌克兰作战，对手的战争潜力和韧性被极大地延长了。与此同时，西方对俄罗斯发起了史上最严厉的全面制裁，几乎将其隔绝于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之外。

杜金提醒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绝非一个可以单独应对的对手。它是美国“印太战略”和“第一岛链”上最关键、最坚固的支点。任何形式的中日军事冲突，都将被美国视为对其亚太主导权的直接挑战。冲突一旦爆发，美国驻日、驻韩基地的军力会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其海军航母战斗群、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会迅速前出至相关海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将被触发，美军将不再限于“后方支援”，而是会直接参与战斗。战争的规模与性质将瞬间改变。杜金强调，现代大国战争比拼的早已不是单纯的军队数量和坦克数量，而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产能、供应链韧性、技术自主性和金融稳定性。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其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依然较高（约超过30%），且深度嵌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之中。关键的海上能源和贸易通道，极易受到敌对势力的封锁与干扰。

俄罗斯的困境在于，苏联解体后经历了灾难性的“去工业化”，其工业体系严重畸形，偏向于能源和初级重工业，而在高端制造业、精密电子、芯片等领域高度依赖西方进口。冲突爆发后，西方断供，俄罗斯的军工生产立刻暴露出严重短板。先进的坦克、战机因为缺少一个关键的西方产芯片或传感器而无法修复，只能依赖库存和老旧装备，甚至不得不向伊朗、朝鲜等国寻求技术门槛较低的武器补充。这种窘境，对于一个自视甚高的大国而言，是极其尴尬和具有破坏性的。因此，杜金对中国发出警告：必须在和平时期，不惜一切代价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特别是半导体、高端航空发动机、工业设计软件等领域。必须建立不依赖于任何潜在敌对国家的、安全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网络。要提前构建强大的“内循环”体系，确保在最极端封锁条件下，国民经济和战争机器仍能维持基本运转。否则，一旦陷入与美日同盟的长期对抗，供应链的断裂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冲击，可能比战场上的损失更为致命。

杜金指出的第三个错误，是俄罗斯在战前未能扭转“去工业化”趋势，导致战时可持续能力严重不足，而这与中国当前的状况形成了强烈对比与警示。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庞大而笨重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在民用高科技和消费品制造领域长期薄弱。多年的经济结构单一化，使得其国家经济命脉系于能源出口，而制造业不断萎缩。当战争长期化，需要大规模、高强度的军工生产来补充前线消耗时，俄罗斯的工业基础显得捉襟见肘。它不得不重启苏联时代的陈旧生产线，甚至从被视为“伙伴”的伊朗和朝鲜进口相对低技术含量的武器。2024年以来，俄罗斯已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6%以上，并发行战争债券，经济被迫转入战时轨道，民用部门受到严重挤压，长期增长前景黯淡。

杜金认为，中国目前拥有俄罗斯在2022年之前所不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全产业链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并非高枕无忧。全球化的供应链在和平时期是效率之源，在战争时期就可能成为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国近年来推动的“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其战略目标之一，正是在极端情况下能够孤立和削弱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因此，杜金的核心建议是，中国必须在和平时就“下死手”巩固和升级自己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确保核心产业链的绝对安全。这不是简单的“国产替代”口号，而是需要在关键原材料（如稀有金属）、高端生产设备（如光刻机）、基础软件和尖端技术上，实现真正的、可大规模应用的自主可控。俄罗斯的教训表明，战前认为可以“战时从友好国家获取”或“国际市场总能买到”的关键物资，在真正的全面对抗中，供应渠道可能会瞬间蒸发。

最后，杜金基于俄罗斯战场上的战术挫折，提出了一个直接的军事建议：如果最终热战无法避免，那么一旦开打，就必须抛弃不切实际的道德束缚和自我限制，以最坚决、最快速的手段达成战略目标。他指出，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初期，为自己设定了诸多限制，例如尽量避免攻击民用基础设施，试图以“克制”的姿态争取乌克兰民心，对某些关键指挥节点和后勤枢纽犹豫不决。这些出于政治考量的“仁慈”和“克制”，在军事上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给了乌克兰军队喘息和重新组织的时间，让西方援助得以源源不断进入，也让对手摸清了俄罗斯的行动边界并加以利用。其结果是，战事被无限期延长，俄罗斯军队的伤亡和装备损失成倍增加，最初设定的政治目标也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杜金将这种“犹豫的仁慈”称为“对本国士兵和未来安全的犯罪”。他的观点是，在大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博弈中，一旦被迫走入军事摊牌的阶段，首要目标就是以决定性力量迅速终结主要战斗，摧毁对手的有组织抵抗能力，而不是在战斗过程中瞻前顾后，期望通过“文明”的表现来获得国际舆论的认可或对手的“感激”。他认为，俄罗斯的惨痛经历已经证明，在现代混合战争中，对手会利用任何自我设限的规则，将其转化为不对称优势。因此，他的警示非常直白：中国需要从俄罗斯的“仁慈代价”中汲取教训，任何军事规划都必须基于最现实、最无情的逻辑，而不是基于美好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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